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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枫是谁?她有着什么样的经历?

摘要:   朱枫,1905年生,原名贻荫,小名桂凤,又名谌之,镇海人。  朱枫的父亲是鱼行富商,她小时家里席丰履厚,生活优裕。少女时代,朱贻荫曾拜沙孟海为师,写得一手清丽的小楷。1927年,22岁的朱枫依从父...

  朱枫,1905年生,原名贻荫,小名桂凤,又名谌之,镇海人。

  朱枫的父亲是鱼行富商,她小时家里席丰履厚,生活优裕。少女时代,朱贻荫曾拜沙孟海为师,写得一手清丽的小楷。1927年,22岁的朱枫依从父母之命,远嫁沈阳,丈夫是沈阳兵工厂的总工程师陈绶卿,一年后生下了女儿朱晓枫。1932年,陈绶卿因感染霍乱去世,当时朱枫只有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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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孀居镇海的朱枫时刻关心国事,读书看报,了解时局动态,跟着革命者的足迹,思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在这个时期,她结识了后来成为她爱人的革命青年朱晓光。在朱晓光的影响下,朱枫也走上了革命之路。

  1938年,日本侵略军压境,镇海吃紧。朱枫和全家一起赶到武汉。武汉会战迫在眉睫,朱枫刚好产期临近,不得不渡洞庭至桃源、沅陵,在那里分娩。朱枫分娩后,举家回到浙江金华。

  此时,党派张毕来、华白沙到金华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朱枫立刻参与其事。“台义队”成立了,但没有钱办不成事,朱枫马上慷慨解囊,第一次就拿出800元。后来她要奔赴抗日前线,就将8岁的女儿晓枫(当时叫朱倬)送进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希望孩子得到锻炼。

  不久,她与丈夫一起来到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驻地中村。当时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薛暮桥原来是新知书店发起人之一,由他创议在中村设立随军书店,由新知、生活两家书店从武汉、金华等地运书刊来向各支队搞流动供应,朱枫干的事是留在中村为各方面配货。她一面管门市,一面向野外上大课的学员供应书刊,有空还旁听讲课。

  朱枫到皖南一年后,金华新知书店被查封,她离开根据地,离开丈夫,到了上海把一颗存放在保险箱内的3克拉钻戒取出,兑给珠宝商,得到3000余“中储券”(汪伪纸币),用这笔款子购买了日本生产的薄型纸50令,发运桂林。当年宁波日舰封港,走桂林这一路程谈何容易。朱枫经香港、大亚湾、沙鱼冲,再溯东江到桂林。

  朱枫带来的这50令薄型纸大大充实了桂林总店的资金,后来总店事业发展,成立了西南印刷厂,成为桂林印刷出版的重要支柱和党领导的重要文化据点。

  就在她全身心地投身于党的文化事业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血溅皖南。朱枫的丈夫朱晓光被囚禁于上饶集中营。为了营救丈夫,朱枫只身启程。1941年秋,朱枫星夜兼程赶到上饶,设法打通关节,得以进入集中营探视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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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晓光在集中营里已染上回归热,且满身疥疮,气息奄奄。朱枫立刻赶回上饶城买了一批奎宁送进集中营。就是这些奎宁救了丈夫的命。1942年春末,朱晓光和难友蔡谟在大雨中越狱成功,也是靠剩余的奎宁一路上换钱生活,得以穿越赣、闽、浙三省的荒山野岭,辗转回到浙江云和。丈夫越狱成功回到云和的消息传到桂林,朱枫当然喜不自胜。在得到组织同意后,她急驰云和接应。

  其后,桂林的新知书店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骚扰,朱枫也被安排到重庆工作。其时新知书店在民生路开了一家“第三产业”,叫做珠江食品店,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委派梁海云当经理,朱枫的公开职务是会计兼出纳。朱枫既是出纳兼会计,又当“堂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只要是“自己人”来商谈工作,立刻延揽到二楼雅座入席,对进店的众多顾客,都能应付自如,俨然“阿庆嫂”模样。由于她处事谨慎,遇事机警灵活,珠江食品店作为党的机关,从未暴露。

  1944年初,朱枫、朱晓光夫妇奉调回到沦陷区的上海开展工作。到了上海,朱晓光不久奉命去鲁南根据地工作,朱枫独自留在上海筹建新知书店的副业“同丰商行”。这年10月,新知书店混进汪伪特务,很快遭受破坏,大部分同志被逮捕,朱枫自然不免,这是朱枫第一次入狱。

  进了日本宪兵队,等于进了地狱,残酷拷问惨绝人寰,但年已40、身体单薄的朱枫硬是顶住了,获得了释放。释放了,照理说为安全计,应该迅速隐蔽,但朱枫的行动却令人赞叹不已——她居然又冒险在晚上悄悄的从小窗口爬进已被查封的店里去,把仅有的一些存款和支票本、账册偷偷地取了出来。目的很明显,有了钱,就可以接济还在狱中的同志,并为陆续获释的同志提供转移时需要的路费。为了革命事业,朱枫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经过考验,根据她本人的愿望,1945年春,经徐雪寒和史永介绍,朱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经组织安排,朱枫到一家纱布公司任财务会计主管。这家公司的任务是为党采办和运输物资,这算是她的“正业”,而“业余”时间仍兼管情报部门一些业务。当时白色恐怖弥漫上海,秘密工作险象环生,朱枫却是从容应付,遇事总能化险为夷,对同志又特别热心。

  1948年下半年,朱枫又被调到香港。她到香港之后就开始办钱庄,办贸易公司,一面从事情报工作,一面通过商业经营为党组织筹措经费。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时仍在香港从事党的工作的朱枫归心似箭。丈夫朱晓光已随中宣部的工作组南下,代表中央出版委员会在上海筹建新华书店。长女朱晓枫,从8岁那年送进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起,11年间,只在上海相聚3个月。现在,女儿也早已入党,重返沪上。上海的一家人团聚,只等朱枫归来。朱枫给朱晓光的信件中情感细腻真挚:“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是那样温情的……”朱晓光回信:“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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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朱枫加紧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准备移交,马上就要与爱人子女重逢了,但绵绵情思仍然折磨着她。这年的5月和6月,她给在上海的爱人写了十几封信,反复说明:工作即交待完毕,团聚有期,会晤在即。还说待她回沪,一定细心护理爱人的病体,使他早日康复。但朱枫毕竟是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对家庭,她知道孰轻孰重。在给上海亲人的书信中,她再三强调:“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事应先去做。”

  在移交工作完毕,正准备束装就道的时候,党组织决定派她赴台完成一项重要任务。1949年五六月间,朱枫前夫的女儿陈莲芳给香港的朱枫写信,说自己刚生了孩子,欢迎朱枫去台北家里小住。这封信成为朱枫从香港到台湾去的最直接理由。是年11月,她只身毅然赴台。

  朱枫以“陈太太”的身份,在台湾只与两人联系。一个是蔡孝乾,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代号“老郑”;另一个则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朱枫将吴石准备好的文件、图表等密件取回,再交由“老郑”蔡孝乾把这些绝密的军事情报通过地下党的交通管道送回香港和内地。在后来国民党公布的资料中,这些情报包括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装备大炮、坦克多少以及很多官兵人数、长官名册、枪械表和防区的军事态势图。

  1950年1月下旬,朱枫像往常一样在约定的时间与“老郑”蔡孝乾碰头,然而这一次“老郑”却没有出现。只留下一张字条。陈太太:老吴的生意亏本了,我拟外出,您不用等我了,请早日成行,切盼!“亏本”即“被捕”。情势危急,蔡孝乾不得不暂时隐蔽,并让朱枫火速撤离。

  朱枫立即与吴石见面,并请求吴石设法将自己送回大陆。吴石为朱枫开具特别通行证,并用接送兵员的运输机,将朱枫从台北送至舟山。随着飞机在舟山降落,朱枫与家人团聚的梦想,几乎就要成为现实,她焦急地等着能带她去上海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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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久,蔡孝乾被捕并叛变,朱枫在舟山被捕。朱枫知道牺牲已不可避免,趁敌人不备,吞服金链条企图自杀,不幸被敌人发现自杀不成。不久,她被押解台北,反复审讯,百般诱降,,始终坚贞不屈。1950年6月10日,朱枫以所谓“中共间谍罪”在台北街头与投身革命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同时英勇就义,临刑前,“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呐喊声震长空,她身中7弹,壮烈牺牲!

  2011年7月,朱枫的骨灰被运回宁波镇海老家,安葬在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在外漂泊61年的朱枫,终于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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